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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役法:心理学的奇妙之旅:变态检验指南

发布时间:2019-04-15 03:17| 位朋友查看

简介:变态,神经病,这种词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像信手拈来,我们用这样的说法来骂人、调侃甚至是夸张的搞笑。可是,我们真的能够识别变态吗? 变态,神经病,这种词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像信手拈来,我们用这样的说法来骂人、调侃甚至是夸张的搞笑。可是,我们真的能够识……

  变态,神经病,这种词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像信手拈来,我们用这样的说法来骂人、调侃甚至是夸张的搞笑。可是,我们真的能够识别变态吗?

  变态,神经病,这种词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像信手拈来,我们用这样的说法来骂人、调侃甚至是夸张的搞笑。可是,我们真的能够识别变态吗?

  人性如此诡谲奇异而又复杂多变,正常和不正常的界限在哪里,和别人不一样就是神经病吗?人性的弱点这么多,如果刚好命中了几项,那也是神经病吗?

  到底什么才是精神变态?情绪难以控制是常事,精神世界又太过玄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不是精神变态,我们又怎么识别身边的变态?

  心理学家鲍勃·黑尔提出的20条精神变态测试准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为了介绍自己的成果,他组织了为期三天的精神变态识别课程。英国记者乔恩·罗森带着猎奇的眼光参加了这次课程并全程记录了下来。

  8月的一个晚上,我跟鲍勃·黑尔在威尔士西部郊外的一家酒吧里喝酒。他看上去就像是头野兽,有着黄白相间的头发、猩红色的眼睛,仿佛毕生都在战斗,与精神变态者战斗,与那罪恶的根源战斗。最终得以与他相见让我十分兴奋。他的测试法PCL-R并非业界独一无二,但仍是迄今最完整、最全面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鲍勃·黑尔正在温哥华做他的监狱心理学家。他当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教养所工作。当年,那可是个有名的魔窟。鲍勃相信他分管的精神病患者都是把疯狂隐匿在正常的外表之下。

  他多次被精神病患者蒙混,举例来讲,在他入职监狱的第一天,典狱长告诉他应该做一件制服,让他把自己的尺码告诉犯人裁缝。鲍勃照办了,并且对犯人裁缝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颇为满意。裁缝大费周章地量好了所有的尺寸,包括脚、双腿内侧等尺寸。

  但当制服做好以后,鲍勃发现一条裤腿的长度只到小腿,另一条裤腿却拖到地上。夹克的两个袖子都是歪的。这不可能是一时疏忽造成的,那个裁缝明显是有意让他穿得像个小丑一样。他与精神病患者的接触没有一次是愉快的。

  他在监狱里放出风来,说他在寻找精神变态和非精神变态志愿者。志愿者是不缺的,犯人们都喜欢在无聊中找点乐子。于是他把他们绑了起来,一个一个接受各类脑电波、汗液、血液测试,配套的还有一个发电机,他对他们说他会从10数到1,等到了1的时候他会电击他们。

  犯人们对此产生的不同反应令鲍勃十分震惊,非精神变态志愿者(他们犯的案一般属于激情犯罪,或由于长期的贫穷、虐待而产生的犯罪)面对电击的反应是沮丧而坚挺的,他们会在电击前鼓起勇气被动接受,仿佛电击只不过是对他们的一种宽容的惩罚。在他倒计时的时候,连接在犯人身上的传感器记录到汗液分泌的骤增。这些犯人的表现,鲍勃在记录中写道:是害怕。

  “对,差不多吧,”鲍勃回答道,“但是测试的结果似乎表明,精神变态患者大脑中负责预计痛苦的杏仁体没有正常地向中枢神经系统发送必要的恐惧信号。”

  这对鲍勃来讲是巨大的突破,他第一次注意到精神变态患者的大脑与常人的大脑有所不同。但当他重复这一测试的时候得到的发现更加令人震惊。这次精神变态志愿者已经知道了当他数到1的时候会有什么痛苦,但传感器记录到了什么呢?还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出汗。通过实验,鲍勃掌握了多年未能了解的真相:精神变态患者很有可能再次犯案!

  他又进行了另一项实验,惊吓反射实验,在这项实验中精神变态患者和非精神变态患者被要求看一些可怕的照片,如凶案现场被打破的人脸。然后,在他们看照片的时候,最聚精会神没有防备的时候,鲍勃突然在他们耳边播放巨大的噪声。非精神变态患者会吓得跳起来,而精神变态患者的反应则相对平静。

  从这点差别中鲍勃得出了一个结论:当精神变态患者看恶心的凶案现场照片时,他们没有感到惊悚,反而沉浸其中。

  “我邀请了业内的精神变态研究的权威人士,”他说道,“最后来了85人,我们包下了圣莫里茨滑雪场附近的一家名为莱萨尔克的度假村。”

  交流会得出的结论成为这个众所周知的涵盖20项内容的黑尔PCL-R测试表的基础。该表内容如下:

  我给鲍勃·黑尔去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他可否见面谈谈,他回复说他有三天时间要在家给一群精神科医生、监狱管理员、脑成像专家、护工、心理医生,还有刚出道的犯罪心理侧写员上课,他说如果我有兴趣花600英镑登记上课,他会很欢迎我加入他们的课程。另外,那30页的测试表并不是免费赠送的,售价361.31英镑。最终我把这些费用砍到400英镑,然后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我们就座了,鲍勃摁了一下开关,荧幕上开始播放一段视频,里面是一个空房间,像是城市里的建筑,房间的颜色是单调的蓝色,看上去和没刷颜色一样。里面有一张三合板桌子和一把椅子。唯一让人感到舒适的是墙上的一个亮红色的按钮。这时房间里走进来一个人。他看上去很精神,衣着得体,眼睛一眨一眨的。他把椅子挪到红色按钮的下面,拖动的时候发出了轻微的摩擦声。

  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个房间是哪个监狱里的。整个早晨我们都用“案例H”代表视频中的这个人。他的口音是加拿大人的。

  随后鲍勃解释道,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答案涉及他的测试表中的第十二条:“早期行为问题。”几乎所有的精神变态患者都在童年时期展现出严重的行为问题。鲍勃说,通常是10岁到12岁,如持续性地欺侮他人、破坏公物、滥用毒品、纵火等。

  “我参与过几次打斗事件,”案例H说道,“有一次我把一个孩子的胳膊打骨折了,这真是令人厌恶,我把他压在身下并用力压他的胳膊,然后突然它就折了。我并不想这样来着。”

  我们在评估表里写道,他对这段事件的叙述有很多非常奇怪的疏漏,“用力压他的胳膊,然后突然它就折了”,听起来仿佛他本不想这么做一样。这就涉及黑尔测试中的以下几条:

  案例H的视频自白继续播放着。大约在他打折那个孩子的胳膊的时候,他把继母锁在壁橱里以报复她想要管教他的弟弟。

  “她在壁橱里待了将近12个小时。然后我爸爸回家了。他把她放了出来,太可悲了,她除了抽泣什么也不会做。”

  “感觉很刺激,”案例H回答道,“感觉很爽,我感觉很有权势,我感觉处于主宰位置。”

  “我后来在所在地一家店里值夜班,”他继续说道,“如果有人来这里喝酒,到处乱窜,如果他们不守规矩,我就会揍他们。我把几个人揍得不轻。”

  听到这里,我们这些学员看了看彼此,接着往下记录,我脑海里开始回想自己认识的人中有没有谁的情感也是如此冷漠。

  “我不知道,”他回复道,“我不在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赢了,输了的人活该。”

  案例H让我想起如果一个人的眼睛瞎了,那么,他的其他感官功能就会相对增强,用以弥补失明的不便。这个人也一样,他的一些功能进化了,用以弥补缺失的负罪感、恐惧和忏悔之心,其中就包括诡诈的本领——“我能够操纵那些与我亲近的人,从他们那里获得钱,获得毒品。我会利用我的朋友,我越了解他们,就越知道他们的软肋在哪里。”他对鲍勃的研究员如此说道(第九条:寄生的生活方式)。

  他还具备事后将自己所犯罪行抛诸脑后的本事。在回忆一起他实施过的抢劫案时,他耸了耸肩,说道:“这只是生意,反正他们有保险。”

  精神变态患者,就鲍勃所说,毫无例外地会认为他们的受害者没有抱怨的资格。他们要么有保险,要么即将从暴行中收获所谓的“一堂人生课”,要么就是自作自受。鲍勃有一次采访过一位在酒吧斗殴中冲动地打死一个人的男子。“他只能赖自己,”那个凶手对鲍勃说道,“我那天心情不好,谁没看出来?”

  之前的对话都是为了让案例H讲述自己最残暴的犯罪而进行的铺垫。他对那场暴行的叙述比较模糊。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一个他认识的孩子憎恨父母。这是他最大的弱点,案例H认为他可以从中得利。也许他可以怂恿这个孩子抢劫他的父母,然后分一笔赃款。所以他开始教唆这个孩子,对他说所有的问题都是他家长造成的。案例H对火上浇油这套把戏玩得得心应手。

  “他和我分享自己的故事越多,我手中的筹码就越多。”他对鲍勃的研究员说道,“我只管火上浇油,我越煽动他,我的收获就越多。我就是拉动木偶线的诡诈大师。”

  最终那个孩子禁不住怂恿,搞到了一根棒球棍,和案例H一起开车去了父母家里。到了地方以后,“我开始嘲弄他,”案例H叙述道,“让我见识见识。然后他真的在我面前开始证明自己。他拿着棒球棍去了主卧室,我耸了耸肩,继续挑衅,然后他开始棒击他们。打个没完,仿佛打了一辈子那么久。随后他回到门厅,拿着沾满血的棒球棍在我面前炫耀。我看了其中一个受害者一眼,他看起来不太真实,他盯着我,眼神空洞。当时房子里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死了,两个重伤。”

  “我时常在想这个问题,”案例H回答道,“但如果我没做这些事,这些人生的经历岂不是都没有了?”他又接着说道,“打铁火越旺,宝剑刃越锋。”

  我们为期三天的威尔士之行接近尾声了,最后时刻,鲍勃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突然在大屏幕上放了一张大尺寸、近距离拍摄的被子弹抵近打中脸部的尸体。他通过给我们观看一群湖边野鸭、夏季公园的景致照片,哄骗我们进入一个安全空间,然后突然放映了这样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里,血迹、小骨头崩得到处都是,那个死人的眼球鼓出眼窝,鼻子完全没了。

  那一瞬间,在惊悚的作用下,我全身感到过了电似的,继而是衰弱,瘫软。这种感觉,就鲍勃所说,是由于我们大脑中的杏仁体和中枢神经系统互相释放出紧张信号所致。我们在突然受到惊吓时就会有这种感觉,或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情后的感觉,害怕、负罪或悔意的感觉,这是我们良知的物理具象化。

  “实验室进行的诸多实验结论都非常一致,”他说道,“他们发现这些人的大脑在处理含有情感因素的东西时存在异常表现。语言词汇与它们所代表的情感之间存在某种断层。这些人似乎无法将两者联系起来。大脑边缘系统的许多部分似乎完全失效了。”

  这时鲍勃·黑尔和我打了个招呼,他有件急事要赶火车从加的夫去希思罗机场,再从那里飞回温哥华,他问我能不能载他一程。

  过了一会儿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不应该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监狱里,我应该花点时间研究一下证券交易所的人。”

  “连环杀手只是残害家庭,”鲍勃耸了耸肩,“而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政界和宗教领域的精神变态患者则摧毁了国家经济,摧毁了社会。”

  鲍勃说,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疑惑的答案了:为什么世界如此不公?为什么野蛮的经济生活会有那么多不公,为什么会有残酷的战争以及每天都在上演的企业犯罪?答案就是:精神变态。

  是这些人大脑里的那部分机能故障造成的。当我们在扶梯上往上走,与对面扶梯往下走的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如果我们能看穿他们的大脑,我们就能知道彼此并不相同。我们并不都是想做好事的好人。我们当中有些人是精神变态患者。精神变态患者就是这个残酷、畸形社会的背后黑手,他们是扔进平静池塘中的一块石头。

  不只是鲍勃一人坚信西方社会上层存在着不成比例的精神变态患者,自从埃茜·维丁和我讲过这个理论后我见过许多心理学家,他们无一例外持这种观点。其中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玛莎·斯特劳特(Martha Stout),也是《当良知沉睡》(The Sociopath Next Door)一书的作者。她说,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他们也和你一样在拥挤的餐厅吃饭,和你一样坐在办公室里。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普遍比周围的人更有魅力,”她说道,“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美好的情感,但他们会研究我们。作为老板或同事,他们会完全出于让别人痛苦的目的而让别人痛苦。他们也会结婚,好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但在婚姻生活中当最初的魅力褪去之后,他们没有能够长期维持的爱情。”

  “如果一个精神变态患者的妻子看了这本书,她应该怎么办?”我问道,“离开她的丈夫不成?”

  “对,”玛莎答道,“我愿意劝她离开。既然你伤害不了他的感情,又何谈担心伤害呢?”她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反社会者迷恋权势,他们热衷于当赢家。当你把人性的善良刨去以后,剩下的基本上只有争强好胜的本性了。”

  “那么,战争、不公平、剥削,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那小部分人士的疯狂造成的了?”我问道。这听起来就像是彼得·诺兰那本书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但规模更大。

  “1%的精神变态患者影响我们99%的人的生活,”我说道,“这个想法太宏大,太吓人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议题,”她答道,“我们中大多数人不会经常思考这些,因为我们认为人都有良知。”

  在我们谈话结束之际,她转而对坐在桌前看这本书的你们,也就是读者们说话。她请你们安心,如果你们开始担心自己可能是个精神变态患者,如果你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他们的影子,如果你们感受到袭上身来的焦虑,那就不用担心,你们不是精神变态患者。

  【英】乔恩·罗森著,《逃离疯人院:TED心理学家的疯狂之旅》,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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